黄惠波，现任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深圳市揭阳商会顾问。1983年，黄惠波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光祖中学任教。1996年，他从龙岗区教育局调任葵涌街道，开启了20年的基层工作履历，其后又先后到布吉、坪地、平湖等街道工作，参与并见证了龙岗城市化建设，积极推动基层民生经济社会发展，与普通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 

本地父子俩的自行车

载我到梦想开始的地方

 

       位于坑梓的光祖中学是我事业开始的地方，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，也收获了美好的记忆。朴实的龙岗人给了我前行的动力。

 

       1983年，大学毕业的我在乡亲艳羡的目光中背上行囊，平生第一次远行300多公里，来到心驰神往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——深圳。我被分配到坑梓的光祖中学。

 

       拿到毕业派遣证的那天，我兴冲冲去深圳汽车站买票，去坑梓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，当时那里还叫新乔围。车上人挤人，只能站着。在黄泥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，天黑时终于到了。可我下了车发现，眼前一片荒山野岭，没有车站，没有灯，连个人影也看不见。

 

       “人人向往的深圳居然是这么一个地方？！”我心里一沉，又饿又怕，后来定神一看，有间茅草房，走进去是一个杂货店。我壮起胆子问一个剃平头的中年男子，“你们这里有中学吗？”“哎呀，这个地方终于有大学生来了！”得知我是分配到这里教书的大学毕业生，他高兴地喊他儿子推出单车，两个人驮着我和我的行李，一路嘎吱嘎吱地往光祖中学去。到了学校，我连忙从兜里找出6毛钱给他，但他执意不收，只说“你能来教书就很好了”。

 

       那一天我的心经历了春夏秋冬，而我第一个接触到的这位龙岗人的温暖与淳朴，在我心底埋下了一粒种子，就是以感恩之心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

 

老家悬着的白蚊帐

隔开“新龙岗人”的事业和家庭

 

       1992年底，宝安县一分为二，我在单位布告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在“龙岗”一栏。这在当时意味着艰苦与落后，但我相信越是艰难的地方越能闯出一番事业。

 

       我在光祖中学任教6年，期间被破格晋升为中学一级教师，1989年到宝安中专工作。1991年，我到宝安县教育局工作，1993年初龙岗区成立，我又来到龙岗区教育局工作。

 

       当时的龙岗十分落后，办公条件很差。我们科室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，且天一黑就没车坐，而我们常常加班到夜里，晚上就睡办公桌。夏天来了，教育局一部空调都没有，我们的老局长又胖，经常拿面巾纸抹脸，脸上常常沾着纸屑。

 

       那时让我感到难过的不是睡在办公桌上的夜晚，也不是滴在厚厚文件上的汗水，而是与儿子的分别。我在教育局工作，老婆在幼儿园当老师，但为了工作，我们只能把1岁多的儿子送回几百公里外的揭阳老家，每个月回去看他一次。每次回到老家的时候都是午夜，我们悄悄掀开蚊帐一角，看他熟睡的小脸。1995年，儿子从老家回到深圳，看见城里的孩子荡秋千不知所以，站在秋千前面，左小腿骨生生被撞断。一个三岁多的孩子居然对给他打石膏的医生说：“叔叔我很痛但我不哭，你不要告诉我爸爸我的脚搞伤了好吗？”

 

       1996年1月，我调到葵涌街道，开启了20年的基层工作履历。从葵涌回到我在宝安的家要转车转车再转车，没有四五个小时到不了，索性就做了半年的“周末夫妻”。

 

       那时在龙岗奋斗的“新龙岗人”大多面临这样的境遇，地处偏僻、条件落后的客观事实让不少人的青春颠簸在路上，不少人的家庭隔着各式各样的“蚊帐”。当时我有理由申请调回条件舒适的宝安，但我没有，我相信越是艰难的地方越能闯出一番事业。正因为如此，看到龙岗今日的美好，已成为老龙岗的我们感到格外幸福与自豪。

 

 

 

农村城市化转地，黄惠波带领工作人员在葵涌山清点果树

 

 

一张打领带的老照片

成为农村城市化的“扉页”

 

       曾经的龙岗是“山那边”的农村，住在龙岗的是守土种田的农民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，我们欣喜地发现，龙岗变了，变化的不仅仅是土地、房屋、道路，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。

 

       2004年，农村城市化转地的消息传来，龙岗人都很高兴。当时我在葵涌镇任副书记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，8月26日那天，我们镇领导班子顶着暑热穿西装打领带，在镇政府门口照了一张相片。如果把葵涌的农村城市化看作一本好书，那这张照片可以作为不错的扉页。

 

       初闻“转地”的欢喜过后，迎来了十足的艰辛。农民变居民，土地要转为国有，当时葵涌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入库。除了评估公司，街道所有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清点工作，当时起码有几十个清点组，清点果树、丈量树冠直径、严格按照规定定价补钱。我负责十个清点组，天天都在山上跑。半年的清点工作给我留下两样“终生纪念”：我的双眼因紫外线灼伤而视物不清，转地工作结束后才做了手术；一次摸黑下山把脚崴伤了，落下一个习惯性挫伤的毛病。

 

       比这更难的是帮助老百姓彻底转变观念。城市化以后不准养鸡养猪了，但是老百姓的观念转变的没那么快，有些人还是养，养了就得拆。我记得有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书记啊，几年前你还给我发奖牌，说我是种养专业户，今天你怎么带队来拆我的鸡寮啊！”为了给农民做思想工作，跟当地人“谈得来”，来自天南海北的基层干部们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客家话。

 

       比亚迪公司进驻葵涌更是一场新旧观念上的博弈。葵涌当时没什么工厂，大家渴望引进大工厂，但比亚迪的到来却把葵涌人吓了一跳。听闻比亚迪一下子要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很多村镇干部和村民都说不行，说他们是来圈地的。但镇党委书记田夫同志和我们班子成员顶住了压力，说服大家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后来葵涌给了比亚迪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比亚迪一下子得到了发展。2000年正月初二，比亚迪开工建设，当年投产，第二年葵涌全镇税收就达到三亿零一百万元，相较于之前的一年八千万，几乎是4倍。

 

       当年的龙岗和现在的龙岗仿佛是两个世界，如今的龙岗实现了农村向城市的转变，正在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迈进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老百姓的观念已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。

 

 

比亚迪公司进驻葵涌签约仪式（后排左二为黄惠波）

 

 

整洁大气的市政路

串起基层日新月异大变化

 

       到今年1月，我在基层工作刚好满20年，先后做过葵涌、布吉、坪地、平湖等4个街道的正副书记，无论到哪里，做实事是第一位的。基层的问题要解决，老百姓的事要办好。

 

       2007年6月30日晚上，坪地街道如期完成深惠路改扩建拆迁签约工作，是沿线6个街道中最先完成任务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深惠路改造第一段从坪地做起，最先通车是坪地，坪地人提早享受到了现代化路网带来的便利。

 

       修路最难的是拆迁，为了做通群众思想工作，基层干部真是“跑断腿，磨破嘴”。我不愿意用“钉子户”来形容个别拆迁户，谁愿意当“钉子户”？关键是要与他们交心。十年来，我交了很多“钉子户”朋友，而且日久情弥坚。

 

       大运会期间，深惠路坪地段拆迁十几万平方米，涉及270多个业主。街道第一次开动员大会，我给每个人派名片，21个“重点户”我都非常熟悉，拆迁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每天去街道拆迁办上班，周末就去群众家里做工作。

 

       有一位姓肖的老先生，他不仅自己拒绝签房屋补偿协议，还叮嘱另一栋房子的业主——他远在欧洲的叔叔不要签。于是我反复上门，讲政策、讲规划、讲愿景，我们还请北京的专家来解释。在诸多努力无果的情况下，我和他最后做了一次恳谈。没想到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，“哎呀，黄惠波，我服了你了。”最终他不仅自己签了，还替他远在欧洲的亲戚签了协议，他在电话中对他叔叔说：“这个政府不会骗人，他们是好人！”

 

      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基层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“政府”，你一心想要发展当地、造福当地时，老百姓一定感受得到。从坪地到平湖，十年街道党政一把手，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，带领干部职工，啃下了不少拆迁“硬骨头”，换来的是一条条市政道路大道通衢，大量民生工程拔地而起，城市环境不断提升。

 

       在坪地，我见证了深惠路、横坪路通车，高桥工业区升级为国际低碳城，深南电路、冠旭电子等王牌企业引进、动工，坪地医院新建并投入使用，多间学校扩建上规模。在平湖，近4年就通了22条路，新建和改扩建了十五个公园。包括平湖外国语学校收归公办在内，增加了三个公立学校，五个文化中心，迎来了地铁十号线和平湖医院新建工程……

 

       十年来，我记了七十五本工作笔记，坪地四十三本，平湖到现在三十二本，它们记录着我的工作历程，也记录着像我一样的龙岗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。如今的龙岗再也不是“山那边”的村野，而是幸福感日益增强的沃土，伴随着“东进战略”的推进，龙岗的发展前景更加令人鼓舞。

 

难忘事件

和拆迁户成了好朋友

 

       2012年我刚到平湖时，平吉大道建设受阻于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拉面馆。为了平湖这条“主动脉”建设顺利推进，法院已经判决强拆。

 

       经验告诉我必须去接触。第一次，我带了6名工作人员，专门去吃拉面，认识了老板马哈比力先生，喝了他招待贵客的龙眼茶，只字未谈“拆迁”。第二次，我和另外一位分管领导去，给他捎去了50斤白糖和20斤龙眼干。接过礼物的一刹那，马哈比力先生眼睛湿润了。我跟他推心置腹地谈：“作为街道书记，我没有特权，按政策给补偿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但是，作为朋友，我可以许下承诺，将来你如果需要回老家，我给你买火车票。”第三次，距离执行强拆还有两天，我特地安排拆迁办主任廖锦华捎信给马哈比力先生：“作为朋友，我希望你能尽早在补偿协议上签字。如果强拆，我和你一样难受。”

 

       “书记，签啦，签啦！”当天晚上九点钟，廖锦华打电话给我，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他见到马哈比力先生后，对方居然告诉他：“我等你很久了！”原来，经过上一次的恳谈，马哈比力先生已经想通了，打定主意要签这份协议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动得直流眼泪。

 

       这件事情过后，我和马哈比力先生还常有联系，他用不太通顺的中文给我发短信，有时颠来倒去，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祝福。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。